原文作者:Subramaniam Eassuwaren、Alida Taghiyeva、Nimali Senevirathne | 文章來源:國立中央大學亞洲影響力衡量與管理研究總中心《亞洲影響力管理評論》
引言:本文以斯里蘭卡製造業案例為基礎,說明數據驱动、低成本行動如何快速促進女性領導力,並為亞洲企業與投資人提供啟示。
在亞洲製造業中,女性構成生產體系的重要支柱。她們多集中於勞力密集型的工作,負責關於品質控管的核心工作,並且往往是工廠現場最穩定的員工群體之一。
然而,各區域的數據都顯示,女性在領導職位上的代表性仍存在持續落差。在南亞與東南亞,女性占製造業勞動力的 50% 至 80%(Women's World Banking, 2016, p.4),但在管理職位中的比例卻低於 30%(UN Women Asia and the Pacific, 2021)。女性在生育後的離職率顯著上升,而具高度裁量性的晉升制度仍持續偏向男性(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其結果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結構性現象:女性雖然承擔著生產工作,但卻鮮少晉升至決策職位。這也意味著,企業錯失了性別多元領導團隊通常能帶來的組織韌性、財務績效與管理實務提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2019)。
即使是高度重視性別共融性的企業,也同樣面臨這樣的落差,斯里蘭卡著名的茶葉製造商 Eswaran Brothers Exports 將女性參與列為策略優先事項,並正式設定於 2030 年前使女性在高階領導職位中占比達 40% 的目標。然而,儘管其意圖明確,將願景轉化為具體行動所需的制度機制尚未完全到位。正如副董事長 Subramaniam Eassuwaren 所指出:「我們並未歧視女性,但我們清楚看見,現況與我們期望達到的目標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
本案例研究探討 Eswaran 如何在 Value for Women 的合作支持下,並在荷蘭企業發展銀行(Dutch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Bank, FMO)的協助下,實施具針對性且低成本的行動。這使其在短短六個月內,女性晉升人數增加超過一倍,管理階層對推動共融文化的責任感也有所提升,員工亦回報團隊內部的信心與公平感有所改善。
一、 診斷女性領導力發展的障礙
為彌合策略願景與實務執行之間的落差,Eswaran Brothers 進行了一項全公司範圍的性別診斷,結合人力資源資料分析、員工問卷、訪談與焦點團體討論。研究結果指出兩項系統性障礙:
- 首先,育兒階段的離職問題成為女性晉升領導職位的關鍵瓶頸:約有 30% 的女性在產假結束返工後一年內離職。工廠每日 12 小時的輪班制度(08:00–20:00)與育兒、醫療照護需求及長途通勤產生衝突;同時,許多家庭仰賴加班收入,使得無薪「請假」在經濟上並不可行。
- 其次,職涯晉升路徑過於非正式且缺乏清晰性:晉升標準因主管而異,績效考核也未能穩定連結至晉升決策,此外,也缺乏用以識別高潛力女性員工的接班人規劃機制。女性雖長期留任公司,卻缺乏能見度與職涯支持。正如一位任職超過十年的員工所言:「我們進公司時是主管,現在仍然是主管,沒有任何職涯進展。」
這些發現顯示,問題並非源於女性缺乏企圖心或企業存在明顯偏見,而是在於制度設計上的缺口。
二、 試行低成本、高影響力的介入措施
Eswaran Brothers 並未立即推動大規模計畫,而是與 Value for Women 共同設計為期六個月的試點方案,以在擴大實施前,先測試具實務可行性且能融入日常營運的解決方案。
(一)支持育兒員工重返職場: 第一項方案為四名即將進入或剛結束育兒假的員工導入臨時彈性安排,包括縮短班次、延長休息時間,以及提供就診時間,並由員工與主管依個案情況協商決定。為彌補工時減少所造成的收入損失,公司同時提供一次性補助,金額相當於每日 3.5 小時加班費、為期一個月。此外,方案設置了同儕夥伴制度,提供情緒與實務支持,並搭配主管定期關懷。針對管理者的宣導課程則將育兒後重返職場視為組織的共同責任,而非個別員工的特殊請求。
(二)透過主管支持制度來釐清職涯晉升路徑: 第二項方案聚焦於領導力發展,八名具高潛力的女性員工與高階主管配對,採取以倡議支持、提升能見度,以及將女性職涯抱負納入晉升決策為核心的贊助模式。與此同時,主管接受包容性績效管理培訓,人力資源部門亦將績效考核與晉升標準進行對齊。此方案直接涵蓋 15 名主管,占高階與中階管理層的 57%;其間接影響則擴及 200 多名員工,接近全體員工的一半。
三、 初步成效
在六個月內,女性員工的晉升人數增加了 2.4 倍,從 8 人增至 19 人。男性員工的晉升人數亦增加一倍,而 Eswaran 也任命了公司首位女性部門經理。
除量化成果外,員工回饋亦顯示,在自信心、能見度與責任意識方面皆有所提升。管理者表示,其對共融性文化的責任感與投入程度明顯增強;女性員工則指出,職涯晉升路徑變得更加清晰,個人能動性也有所提高。
正如一位工廠員工所言:「在任職六年後,我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領導者。這次晉升對我而言是一個重要里程碑。」
四、 可複製的模式
雖然 Eswaran Brothers 提供了斯里蘭卡製造業中一個具啟發性的案例,但類似的動態也反覆出現在 Value for Women 於南亞各地的實務工作中。跨越不同情境可以觀察到,女性代表性不足往往根植於職場制度與組織既有假設之中,尤其是「支持女性晉升必然成本高昂或程序複雜」的觀念。
例如,在全球太陽能產品製造商 d.light India,透過性別包容管理培訓與強化性騷擾防治機制,女性員工占比在六個月內從 3.5% 提升至 11%(Value for Women, 2024)。在巴基斯坦,金融科技公司 Trukkr 透過導入具性別共融性的招募策略,並積極接觸潛在人才後女性求職者與女性借款人的數量迅速增加。於印度微型金融產業中,CreditAccess Grameen 與 Satin Creditcare 則透過設定招募目標並處理照護相關限制,使女性代表性從 11% 提升至 14%。
五、 對亞洲企業與投資者與啟示
Eswaran Brothers 及其同業案例顯示,性別共融始於日常領導決策;這些決策應以數據為依據,並融入到工作安排與職涯發展的組織制度之中。綜觀各案例,組織之所以能推動改變,往往來自於看見日常營運中的制度限制,並進一步調整績效支持、評估與獎酬機制。對於身處競爭激烈亞洲市場的企業而言,這些案例提供了一條務實路徑,有助於強化人才留任、建立領導人才管道,並提升整體勞動力韌性。
對投資者與生態系統參與者而言,這些經驗凸顯了支持組織評估的重要性:透過評估辨識女性被忽視的環節,並鼓勵小規模實驗,將共融性納入管理制度之中,而非將其視為附加性的倡議。
本案例研究的核心啟示在於,企業制度往往低估女性勞動與領導力的價值。當企業能透過數據、實驗與具責任意識的領導重新調整制度時,女性晉升將得以加速,而企業亦能從更穩健的人才梯隊、更高的人才留任率,以及更具韌性的管理結構中受益。